以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

1. 以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

经济学发生过两次大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发生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大萧条或大衰退时期，并导致了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人们通常把这种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质的飞跃称为经济学的革命。第一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为简单表述方式的萨伊定律，由于否认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显然无法解释30年代的大萧条，特别是25%失业率，于是，凯恩斯革命应运而生。第二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的“杂种”——菲律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交替以及相机抉择的政策药方似乎无法解释和医治70年代的“滞胀”经济，于是出现了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合理预期学派、实商业周期学派，直至后两者合并而成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上出现的其他几次革命，如边际革命、斯拉法革命和合理预期革命等主要表现为经济分析方法、框架和重心方面的变革，它们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显然无法与凯恩斯革命相提并论。 目前正在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它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是否会导致新的经济学革命？让我们从分析西方国家应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特别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人手，来探讨一下一场新的凯恩斯革命的可能性及其主要特征。 1．政府干预的鼓噪声甚嚣尘上——布什内阁180度大转弯。旷日持久的次贷危机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是罕见的。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朝野上下第一次把经济问题放到反恐、伊拉克战争之上，视为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的两党政客、内阁和国会除相互指责、攻讦外，都无一例外地求助于政府干预，祈求避免和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元老们一向标榜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们在否认经济衰退的同时，却推出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布什政府除继续推行用为富人减税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计划外，近来还推出了税收回扣计划，即联邦政府发给每个家庭500到1200美金来刺激消费需求。民主党历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们控制的国会不仅立刻批准了布什政府的税收回扣计划，还指责布什政府的干预计划为时太晚，力度不够，主张采用更积极的干预手段。民主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最近推出了300亿美金的次贷危机救市方案。布什不久前还告诫国会不要反应过度，几周后转而支持救市。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刚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不应当去帮助那些因次贷危机而失去了房子的人们，因为这等于鼓励投机、冒险，惩罚谨慎的投资者和勤劳储蓄的人们，即经济学描述的“道德风险”，一周后立即改弦更张，赞成救助次贷危机的“受害者”。看来，一场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2．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美联储“不情愿的革命”。面对次贷危机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使尽浑身解数，发明和采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干预手段。除了自去年9月以来连续7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低到目前的2%外，前不久，为了挽救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Bear stems陷入破产，美联储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JPMorgan Chase收购Bear Stems的不良资产。同时，美联储还接受各大金融机构的不良房地产贷款为抵押，向投资银行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政府证券贷款，向其他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信贷，并向非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开通了贴现窗口。这一系列的应急举措和创新标志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程序、风格甚至基本职能方面的重大变化。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31日公布了200多页的加强政府对金融体制监督和管理的蓝本，主要是授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监管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特别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金融期货市场，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增强金融体系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伯南克对此立即表示赞同。作为学院派出身的为人低调的货币理论专家，伯南克历来主张收缩美联储的职权范围。将货币政策集中到反通货膨胀上来。尤其是他一贯反对美联储干预股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美联储和伯南克货币政策的这种180度大转弯，反映了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对次贷危机的无奈和传统货币政策面对金融危机的束手无策，它无疑为研究货币理论问题的专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试验机会，孕育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领域的一场新的革命。美国《商业周刊》把它称为“不情愿的革命”。 3．主流经济学的沉默——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与政客们的恐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穷于应付大不相同，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对次贷危机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活动保持了少有的沉默和矜持。显然，新自由主义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可以使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政府干预只能加剧经济波动的论调在眼下是没有市场的。他们既不情愿去支持政府干预，也提不出有效的解救办法，只能保持沉默，祈祷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拯救他们崇尚的、万能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保佑他们心仪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免遭危机。日益严峻的新“滞胀”经济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酝酿着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终结，一场新的凯恩斯革命正在静悄悄地进行。残酷的经济现实挑战着经济学家们创立新的、更为符合现实世界的经济学，以便更好地解释复杂多变的非均衡世界，为制定更好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4．新的凯恩斯革命的迫切性与可能性。一场经济学说领域的革命通常发生在新的经济现象彻底否定传统经济理论的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建立在从传统理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有胆有识的学术大师，对传统理论进行系统地解剖和批判的基础上。这场革命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Akerlof去年初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拉开帷幕。Akerlof在演讲中通过引人规范，用现实世界大量普遍的现象系统地检验和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5个中性假说是如何违反现实的：消费取决于财富而不是当前收入(永久性收入假说)；投资支出与当前的利润无关；通货膨胀在长期内与失业无关；货币政策无法稳定产量和就业；税收和财政赤字无法影响当前的消费。Akerlof的结论是，在充分考虑到了规范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后，即便不去考虑新凯恩斯经济学添加到新古典模型中各种各样的“摩擦”，比如信贷约束、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税收扭曲、契约的交错、不确定性，菜单成本和约束的理性等，凯恩斯经济学也能恢复他们关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结论。 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它需要一代经济学大师们的共同努力。新的经济学理论需要新的经济现实来支持，需要在经济危机的大熔炉里磨炼，需要新的、成功的经济政策来检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次贷危机和它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政府对金融业疏于监管造成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酿成的必然恶果。因此，新的经济学应当以摈弃均衡经济学的窠臼，鞭笞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中心，以政府调节、干预、监管经济活动为重点，注重规范经济分析和收人分配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日趋恶化的次贷危机正在波及和蔓延到整个世界。继近来许多其他国家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世界各国要求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和推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日趋复杂、充满变数、危机四伏的经济世界再次呼唤着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让经济学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一个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2. 试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2008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国内外市场被完全分隔开来；

　　模型分析：

　　如图所示，企业的产量被分为两部分，分别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由于该厂商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弹性各不相同，厂商所面对的国内外需求曲线的形状也不相同。一般来说，厂商面对的国外需求曲线的形状比较平坦，而面对的国内需求曲线的形状比较陡峭。厂商根据国内外市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价格销售，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厂商决定其价格与销售分配方案的条件是：MRH=MC=MRF

　　式中： MRH为厂商在国内市场中销售的边际收益， MRF为厂商在国外市场中销售的边际收益，MC为该厂商的边际成本。

　　性质：这种倾销行为是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是一种在利益驱动下的企业行为，只要不被限制，就会持续地进行下去。

　　（2）掠夺性倾销：指为了排除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出口商暂时以较低的价格向国外市场销售商品，一旦达到目的，获取垄断地位后，企业又会重新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性超额利润。

　　性质：这是一种以打垮对手，追求垄断地位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不公平贸易的行为。

　　6、相互倾销

　　指由于倾销导致同种产品的双向贸易的情况。即A、B两国相互以低于国内价格向对方国家销售同一种产品。

　　设国内与国外分别有一个垄断厂商，并且生产相同的产品，两个厂商有相同的边际成本，而且两个市场间的运输成本也相同。如果他们制定相同的价格就不会有贸易，但若使用倾销，贸易就会发生

　　两个厂商都会限制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以控制其产品在国内的价格不下跌，但若某个厂商能在对方市场上以低于其国内的价格销售，因为降价的负面影响转嫁给了对手而不是自己承受，也能增加其利润，因此各厂商都有进占对方市场的动力。并以高于其边际成本但低于其国内价格的售价销售其产品。但若两个厂商都这么做，那么，即使假定产品在两个市场的初始价格一样，并且都支付运输费用，国际贸易也会出现。

　　7、反倾销税

　　（1）反倾销税：指进口国政府在确认外国出口商销售到本国市场的商品有倾销行为时，对该出口商的产品所征收的进口附加税。

　　（2）影响：

　　①可以减少国内对低价进口品的需求；

　　②使进口品价格上升到进口国国内市场价格的水平，从而保护了国内同类商品的生产者。

　　案例8-3：埃及对中国瓷器实施反倾销措施

　　埃及外贸部本周已做出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餐具采取反倾销措施，开始征收高达305%的关税。

　　理由：由于中国瓷器大量涌入埃及市场，已经对本国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使本地瓷器加工厂生产大幅度下降，库存积压严重。据了解，埃及去年从中国进口瓷器2万吨，占埃及全年进口瓷器的96%。

　　载扬子晚报2003年2月26日

　　六、其他非关税壁垒

　　1、自愿出口限制：指商品出口国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愿地限制某些商品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数量或出口金额。

　　自愿出口限制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实施的限量出口措施，与配额有相似之处。自愿出口限制的数量是经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谈判确定的。

　　作用：可以使出口商的优势产品难以进入本国市场。

　　2、歧视性公共采购：是一国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给予国内供应商优先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

　　政府采购优先购买本国商品的规定，形成了对外国销售商的歧视。

　　3、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国营贸易”

　　指国有企业或公营企业获得特权，直接经营国际贸易，因而形成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缺点：人为扭曲资源配置，导致过度保护和低效率等后果。

　　4、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

　　（1）技术标准：指进口国为了保证各种商品的进口质量符合一般的技术要求而作出的有关规定。

　　一些国家为了限制某些商品的进口，常常规定一些外国难以掌握的技术标准，以阻止外国商人进入本国市场。

　　（2）卫生检疫标准：指一国对进口的动植物及其制品、食品、化妆品等所实施的必要的卫生检疫，以防止疾病或病虫害传入本国。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常常借口进口商品不符合本国的卫生标准为由，将外国产品拒之国门之外。

　　案例8-4：“伯德补贴”被世贸组织宣布为非法

　　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伯德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把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中征收的惩罚性税款直接补贴给利益受到损害的美国公司，而不是上缴美国财政部。

　　美国通过《伯德修正案》对本国公司实行双重保护，实际上鼓励了本国公司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因而受到贸易伙伴的强烈批评。据报道，2001年和2002年，美国以这种方式向其本国公司补贴了大约5.61亿美元。

　　美国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包括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为此，欧盟、日本、加拿大、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和智利于近日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获准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征收金额相当于美国政府补贴数额的附加关税。

　　世贸组织于2003年1月最终判定该修正案违反全球贸易规则，并要求美国于当年12月27日前予以废除。但美国并没有执行世贸组织的裁决。

　　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8月31日授权欧盟等8个成员对美国实施贸易制裁，作为对美国迟迟不肯废除被世贸组织宣布为非法的《伯德修正案》的惩罚。

　　案例8-5：外观成为贸易壁垒 中国文具遭到美企诉讼

　　长相相似，也要出问题———近日，美国著名文具企业Sanford公司指控全球12家企业，认为它们出口美国的标记笔侵犯其“商标和商业外观”，目前已由美国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立案。宁波贝发集团等中国4家企业被列上被告席。

　　据悉，“商业外观”是美国特有的贸易保护主义“337条款”中的一项，除版权、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外，美国有权对进口产品在外观相似性上提出质疑。此次Sanford公司正是凭借此条款，指控中国贝发标记笔侵犯了其“商业外观”。

　　尽管贝发集团涉案产品在美年销量也不过50万美元，但仍准备耗资150万美元奋起应诉。从经济角度而言，绝对不划算，不过贝发的法律顾问周杰告诉记者，作出如此抉择，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放弃即是自动认输，放弃了争夺市场的权利；第二，我方应诉，可以捍卫整个行业的利益。因为万一败诉，而ITC的最终裁定又对受制裁的记号笔做笼统描述，则会牵连到国内其他文具企业的出口———这并非不可能。第三个考虑，则是即便所谓的“商业外观”侵权得以成立，那么也麻烦美方明确界定一下“雷区”范围，省得中国企业不明不白。

　　对于该指控，中国几家涉案企业都忿忿不平，认为美方纯属刁难。事实上，关于“商业外观”概念，在美国本国都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仅笼统地规定：“消费者根据外观，立刻能辨别出某产品与某著名品牌有类似性的，即属侵权”。而最终裁定，也由法官拍板敲定，颇似“霸王条款”。据了解，中国制笔企业出口前算得小心，进入美国市场前曾到美国专利局、商标库里查询，如此步步谨慎，竟仍防不胜防。

　　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利用这一特有的法律频频对中国商品设置障碍，其真正目的不在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在于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据了解，贝发涉案的那款笔在沃尔玛上柜仅2个月，其销量就是Sanford公司那款“类似笔”的7倍！贝发认为，消费者绝不会混淆外观，而是因为两种笔质量不相上下但价格相差20%，最终选择了物美价廉的中国笔。耐人寻味的是，在Sanford所指控的另外11家公司中，有韩国企业，也有一些美国的进口商，但沃尔玛亦是贝发的进口商，Sanford却有意避开直接同巨人沃尔玛抗衡。据宁波市外经贸委副主任俞丹桦分析，Sanford猜准中国企业的心思：对中国企业恶意骚扰一下，中国企业考虑到高额官司成本以及在美较低的销售量，大多会放弃应战，那么市场份额便拱手相让了。

　　可这回，Sanford的算盘可能打错了。周杰告诉记者，贝发准备采取几步走策略。第一步，质问所谓“商业外观”侵权是否成立？按照法律程序，得做民意调查———是否一眼就会把贝发的产品错认为是某“著名商品”？第一步走不通，再据理力争两种笔有显著差别。因为贝发已非常明显地标有自己商标，在外形上也有明显不同。“不排除裁定的任意性和偏向性，这取决于法官的个人素质，但我们仍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权利！”周杰说。

　　第九章 经济一体化与关税同盟

　　一、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一）经济一体化：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组织。

　　（二）自由贸易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行政上独立的经济体之间通过达成协议，相互取消进口关税和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而形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案例9-1：WTO与自由贸易区

　　中国入世3年了，入世3年后，我国一改过去对参与自由贸易区步伐较慢、视野较窄的谨慎态度。放眼看，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世界范围内贸易谈判无所不在。当世贸组织的每一回合谈判都要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成了潮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终于要在2005年进入一个新时期了，中国是否找到了一个大市场呢？事实是，针对东盟狭小的市场，中国企业也许卖不出更多的产品，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突破却显示出中国正在步入自由贸易区（FTA）的潮流中。换个角度看WTO，中国将获得更多。

　　早就有专家认为东盟的市场过于狭小。在东盟的十几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还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地区人口不到6亿，总GDP不高。而且东盟发达国家大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出口产品和中国一样，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从贸易额上看，美国、日本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也许会在将来卖出更多的中低档日用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与东盟产品相比，中国将在纺织品、食品、谷物、建筑材料等产品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但是自由贸易将带来的更多好处还是东盟国家的。

　　如果仅从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待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也许没有多么大。但是，换个角度看自由贸易，中国也许就收获得很多了。我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一些经济学提出的“单边自由贸易”的好处。也就是说，哪怕对方采取贸易壁垒的态度，而自己即使单方面开放自由贸易也是有好处的。

　　最简单的，东盟更为价廉物美的农产品至少让中国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另外，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大量能源和原材料也满足了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近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从东盟进口的原材料也有所增加，并且出现较大的逆差现象。

　　目前，中国还在与澳大利亚、智利、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于中国而言意义并不简单。首先，这些国家分布在各个大洲，几乎可以算是中国开展世界范围内FTA战略的各个地区的前站；其次，这些国家都将可能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提供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比如澳大利亚的铁矿、智利的铜矿、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石油资源等。

　　即使每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中国带来的直接产品出口量不大，更多的FTA的建立却有可能达到聚少成多的作用，从而部分改变中国的产品出口过于依赖美国和欧盟市场的局面。

　　再从更复杂的角度讲，即使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利益上不能得到好处，我们也有可能从非经济角度获得优势，进而影响到下一步的经济利益。今年东盟国家共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战略胜利，是中国的“早期收获计划”的最大收获之一。而现在澳大利亚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谈判需要考虑的一个前提也正是“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还可以参与制定更加合理的游戏规则。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越多，中国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就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1、特点：

　　（1）该经济体组织参加者之间相互取消了商品贸易的障碍，成员经济体内的厂商可以将商品自由地输出和输入，真正实现了商品的自由贸易，但是它严格将这种贸易待遇限制在参加国或成员国之间。

　　（2）成员经济体之间没有共同的对外关税。各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并不妨碍各成员经济体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国采取其他贸易政策。

　　（3）采用原产地原则：只有产自成员经济体内的产品才享有自由贸易或免进口税的待遇。

　　2、原产地产品：指成品价值的50%以上是在自由贸易区内的各成员国生产的产品。（有时规定为60%）

　　（三）关税同盟：指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所有成员统一对非成员国实行的进口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措施。

　　特点：

　　1、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在相互取消进口关税的同时，设立共同的对外关税，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产品流动无须再附加原产地证明。

　　2、关税同盟实际上是各成员体将关税的制定权让渡给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对成员经济体的约束力比自由贸易区大。

　　3、在关税同盟内各经济体中，为了保护本国的某些产业需采用更加隐蔽的措施，如非关税壁垒等。

　　(四）共同市场：指各成员国之间不仅实现了自由贸易，建立了共同对外关税，而且还实现了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特点：

　　1、成员国之间同时实现了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2、各国之间要实施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间接税制度并且协调各成员国之间同一产品的课税率，协调金融市场管理的法规，以及实现成员国学历的相互承认等。

　　（五）经济联盟：指不但成员国之间废除了贸易壁垒，统一对外贸易政策，允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在协调的基础上，各成员国采取统一的经济政策。

　　特点：

　　1、成员国之间在形成共同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它们之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

　　经济货币联盟：指当各国汇率协调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建立了成员国共同使用的货币或统一的货币时，这种经济联盟就称为经济货币联盟。

　　2、各成员国还让渡了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本国国内经济运行的权利和利用汇率政策干预本国外部经济平衡的权利。

　　3、在经济联盟内部形成自由的市场经济。

　　（五）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指成员国在实现了经济联盟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协调，乃至统一的经济一体化形式。

　　特点：类似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有两种形式：

　　1、邦联制：各成员国的权利大于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权利。

　　2、联邦制：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权利大于各成员国的权利。

　　以上五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国际一体化组织，根据它们让渡国家主权程度的不同，一体化组织也从低级向高级排列，但这里不存在低一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向高一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升级的必然性。

　　二、关税同盟理论

　　（一）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分析

　　1、贸易创造：指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贸易规模的扩大。

　　2、贸易转移：指建立关税同盟之后，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替代了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从而造成贸易方向上的转移。

　　如图：世界上有A、B、C三个国家，都生产某一相同产品。但三国的生产成本各不相同，PA＞PB＞PC,SA表示A国的供给曲线，DA表示A国的需求曲线。

　　在组成关税同盟之前，A国对来自B、C两国的商品征收相同的关税t，设A国是一个小国，征收关税后，B、C两国的相同产品若在A国销售，价格分别要加上关税，由于B国的产品价格高于C国的价格，故A国只会向C国进口该种产品，而不会从B国进口。这时A国国内的价格为PC+t，国内生产为OQ1，国内消费为OQ2，从C国进口为Q1Q2。

　　设A国和B国组成关税同盟，两国建立关税同盟后的共同对外关税仍为t，这时A国对来自B国的进口不再征收关税，但对于来自C国的进口仍征收关税。这时B国产品在在A国的销售价格为PB，低于PC+t，所以B国取代C国成为A国的商品供应者。

　　由于价格下降，A国生产减少到OQ3。Q1Q2是原来应该从C国进口的产品现在被B国生产所代替，为贸易转移的产品数量。Q1Q3是A国的生产被B国生产所替代的部分，为生产效应。价格下降引起A国消费的增加，消费由原来的OQ2上升到OQ4，消费的净增部分Q2Q4为关税同盟的消费效应。

　　组成关税同盟后，A国的进口从原来的Q1Q2，扩大到Q3Q4，新增加的贸易为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生产效应+消费效应

　　=Q1Q3+Q2Q4

　　贸易转移效应=Q1Q2；

　　3、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

　　组成关税同盟之后，A国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改善，生产者福利下降：

　　消费者剩余的增加=a+b+c+d

　　生产者剩余的减少=－a

　　原来从C国进口的关税收入为c+e，现改为从同盟国进口而丧失。

　　净福利效应=b+d－e

　　其中： b+d为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 e为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是由同盟内成本高的生产代替了原来来自同盟外成本低的生产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结论1：A国的供需价格弹性越大，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就越明显。

　　结论2：组成关税同盟前A国的关税水平越高，则组成关税同盟后，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就越大。而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就越小。

　　结论3：B、C两国的成本越接近，则贸易转移的福利损失就越小。

　　二、关税同盟的扩大出口的效应

　　如图所示，在图的左半部分为A国的生产、消费和出口的情况，右半部分为B国的生产、消费和出口的情况。

　　设C国的生产成本固定不变，在组成关税同盟之前该产品的世界价格为Pw，等于C国的生产成本。B国对来自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一律征收关税，征税后的价格为Pt，此时A国的出口为fg，B国的进口量为ab，其中有一部分来自A国，ac=fg。而剩下的进口量是从C国进口的，进口量为cb。

　　A、B两国组成关税同盟后，由于B国对A国的进口商品免征进口税，而对C国的进口商品则仍要征收关税，故在B国国内市场上，A国商品的价格要低于C国同类商品的价格。因此B国转而只从A国进口。

　　由于A、B两国在关税刚撤消时，B国对该商品的进口需求量大于A国在该价格上的出口供给量，B国国内该商品的销售价格会因商品的供不应求而上升。当价格上升时，B国国内的生产量和A国愿意出口的量都会增加，当价格上升到Pu时，A、B两国的贸易达到平衡，A国的出口量等于B国的进口量，即：hi=de，这时两国贸易达到均衡。

　　结论：加入关税同盟对A国来说，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出口收入，从而有利于A国经济的发展。

　　三、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1、市场扩大效应：关税同盟建立以后，在排斥第三国产品的同时，为成员国之间产品的相互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有成员国的国内市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区域性市场，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使生产者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享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并且可进一步增强同盟内的企业对非成员国同类企业的竞争能力。

　　结论：关税同盟所创造的市场扩大效应导致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有效地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

　　2、促进成员国之间企业的竞争

　　在各成员国组成关税同盟之前，许多部门已形成了国内垄断，几家企业长期占据国内市场，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因而不利于各国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组成关税同盟以后，由于各国市场相互开放，各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其他成员国同类企业的竞争，谁在竞争中取胜，谁就可以享受大市场需求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利益。否则就会被淘汰。

　　各企业为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纷纷改善生产经营效率，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强采用新技术得意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同盟内营造出一种浓烈得竞争气氛，提高经济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3、有利于吸收外部投资

　　关税同盟的建立意味着对来自非成员国产品的排斥。同盟外的国家为了抵消这种不利影响，可能会将生产点转移到关税同盟内的一些国家，在当地直接生产并销售产品，以便绕过统一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样，客观上便产生了一种伴随生产转移而产生的资本流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案例9-2：中国-东盟将启动降税进程 正在形成自由贸易区

　　在10月底于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双方就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最重要的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了一致。

　　根据该协议，自2005年起将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进程，双方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2010年降到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双方预计于本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6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8%，今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TA)大多集中在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上，而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除货物贸易自由化外，也重视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其他方面的自由化。《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本身就是以“全面经济合作”命名的。按照这份框架协议，双方将依次完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劳务等方面的谈判，并最终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货物贸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货物贸易协议的直接目的是降低双边贸易中货物进出口的关税壁垒。通过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可知，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逐步深入的进程，降低成员国的贸易关税和壁垒，是最低层次的一体化，也是整体一体化进程的起点。

　　事实上在此之前，泰国水果已经以零关税的优惠进入中国了。按中泰果蔬产品零关税协议，从2003年10月1日起，两国间188种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进出口关税由平均30%降到零。这就是“早期收获计划”的一部分。

　　从2004年1月1日开始落实的这项被称为“早期收获”的计划，主要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项协定最终完成前，中国对来自东盟的一系列农产品及制成品提早减税。作为回报，东盟提出税务协和制，即中国的农产品如肉类、鱼、水果、牛乳将得到东盟的关税优惠。这将作为通向自由贸易区废除关税的第一波计划。

　　今年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高速增长便是“早期收获计划”的积极成果。

　　东盟成员国里农业仍占到了经济基础的相当比重。中国的确十分需要这类产品。同时，为了增加出口量，不少东盟国家也很乐意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因此“早期收获计划”使多数东盟国家获益不浅。

　　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一系列农产品的降税和中泰果蔬零关税的实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将为东盟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早期收获计划”的降税包括600项农产品，占总数1/10，其余90％的项目都包含在货物贸易协议中。其内容的重心也从农产品转到了工业上来，这将是废除关税计划的第二波。

　　联合国最近颁布的一期贸易及发展报告指出，“受到中国产品出口最严重挑战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生产部门，其中包括电子产品的组装业，也就是说，东盟国家和墨西哥的中等收入生产者所面临的竞争最为明显。”而货物贸易协议签署以后，中国这些最富竞争力的工业生产部门将在东南亚市场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在“早期收获计划”里作为非农业国的新加坡收益不大，但另一方面，过去10年来，新中贸易额增长了4倍。在2004年前4个月，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0.6%，增幅远远大于与日本的贸易。现在随着货物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减税进程的启动，新加坡的获益只会越来越大。

　　这些数据都在支持中国政府一直表达着的观点，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并不像美国、欧盟那样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开放的中国经济对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互惠的。

　　“中国正创造一种新的地区经济联系格局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张蕴岭说，东盟地区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袭击，正处于结构性调整，而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却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新的价值链正在生成”。

3.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是降息。 2008年11月下旬做出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降1.08%的举动，是十年来罕见的猛烈的货币政策动作。政策当局对未来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充分体现出来，但是下降利息的作用还没有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降温的政策需要累积一样，反降温的升温政策要将企业与居民的情绪点燃，同样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续加温。因此，市场与政策的博奕过程中，降息的预期仍然会持续，直到经济运行中已经不再因为信用短缺而出现货币信用流失的时候。当居民和企业对未来预期还不明朗的时候，当大家对货币的需求停留于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时候，彼此的信用消失就会表现为流动性下降与货币乘数下降的两重吸纳货币的作用，降息的效果因此比较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会打折。 2008年冬天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个大动作降息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企业与居民的作用消失危机，更是为了弥补国际资本撤离或者撤离预期对市场流动性萎缩的反动作用。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说200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为了应对美元泛滥的推动的人民币1：6.5倍以上投放而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从紧举措，2008年冬天开始的货币政策，应当具备反美元回流而出现的6.5:1通货紧缩威胁,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流出多少,央行积极向市场“注入”多少。因此，在降息的同时，放开信贷限制是理所应当的举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个大动作放开信贷额度。 从紧政策背景下的信贷额度控制并结合窗口指导，导致了2007年秋天前中国企业流动性紧张。伴积极财政政策的信贷额度放开，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配套资金的需要，也是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从而防止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导致出现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费无法短期弥补出口需求短缺遗留下来的缺口，必然反向向上游形成需求萎缩链条，从而出现PPI与PMI的急速下跌，官方公布的PMI在11月出现急跌，就是实体经济信用萎缩后，经理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表现。因此，为应对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以积极财政政策来抵消外需萎缩，从为生产而生产的第一部类入手，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基建、有色、钢铁、水泥、能源、交通等行业将形成生产需求，这种需求必须有配套资金的支持。我们预期，从2008年冬天开始的高速铁路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续的流动资金的支持，这种持续的资金需求，必然随着投资规模因为地方的积极响应而扩大，从而形成对货币信贷额度的冲动性需求。 冲动性需求在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鉴于对经济危机可能形成对经济下滑的威胁，经济下滑将导致失业率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面积滑坡，迫使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当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时，商业银行将乐于积极合作为政策性项目放贷。不断扩大的信贷规模，将直接持续地为上游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政策性力量的强力促成下迅速摆脱“危机”的压力，但最终需求因为外贸和内需不足而迫使经济再次回落，从而形成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资料过剩，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效益保证，最终迫使银行以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收缩信贷。这种预期的潜代词是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年内走出一个W底，即中国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快速地走出危机，但却可能受到内外需求萎缩的反向力量的拖累而再次回归到经济规律的基本面，换过话说，中国经济已经浓度界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时候，我们的积极的政策作用还会受到国际力量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上就得运用汇率工具了。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个大动作应当是人民币主动或者变相贬值。 如果说1998年为了亚洲经济的稳定，中国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如今，当中国外汇储备已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债主的时候，防止美元贬值而保卫国家利益的直接有效办法就是人民与美元比赛贬值。当前，国家政策上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为相关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性保护。这种政策性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政性的货币贬值，但出口补贴越多，实际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其它国家居民补贴越多。这种补贴政策并不能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如果直接采用贬值的措施，即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范围，主动地贬值，形成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统一，则中国不仅可以抵消美元战略性贬值对外汇的侵蚀作用，还可能因素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移。鉴于中国国内巨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三农需要巨大资金的投入，对外贬值的压力是现实的。一旦这种压力与国家大规模基础建设结合，对外主动贬值的通货膨胀盈余将有利于国家货币政策改革：即人民币逐步向完全可兑换的方向迈进。与此同时，是中国地产业金融创新的升级阶段，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然与地产业相联系。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四个大动作地产业货币政策。 这是因为地产业一手联运上游系列行业的兴衰，一手又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及财富效应相联，中国为金融业相牵连。1998年开始的中国地产业革命是在以按揭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集团消费推动住宅商品化双重力量推动下实现的。2002年后，随着美元的倾销、中国WTO加盟而后形成的急剧的外汇储备推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物价上升，地产业持续了市场主导的五年的繁荣。从紧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地产业开始进入新一轮调整性的循环过程中。当前市场警惕并担忧的是，如果既享受了“社会主义”优惠政策又享受可以市场交易流动便利的“经济适用房”大量涌入市场，将会形成地产业的“大小非”即彻底打破了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现在有房屋拥有者形成极大的财富缩水式打击。中产阶级的财富如果因为地产业的“经济适用”冲击，可能直接导致银行业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地产业的金融创新过度，中国的地产业危机可能因为政策“创新”过度，进而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形成负面效应。 相反，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廉租住房计划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从而对火热的需求逐步降温。“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各城市应当有供地计划，使老百姓对未来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因此，货币政策对于廉租房的信贷支持应当积极有为。 中国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提高国际地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首先在生产领域稳定自己，其次就得在消费领域稳定居民的财富信心，同时还得联合国际上其它货币区如欧元一起限制美元霸权。因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第一步是与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联合形成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第二步在亚洲货币结算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亚元区，第三步与欧元、美元形成一种新型的特别提款权。通过上述过程逐步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化，但又与其它货币形成联盟而不与美元直接冲突。 上述四大政策的前景会如何？这是量与质的平衡与失衡过程，是中华民族能否在危险中把握机遇的问题。

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和对策

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大吗？看完自豪了

5. 以经济学的角度谈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

经济学发生过两次大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发生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大萧条或大衰退时期，并导致了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人们通常把这种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质的飞跃称为经济学的革命。第一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为简单表述方式的萨伊定律，由于否认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显然无法解释30年代的大萧条，特别是25%失业率，于是，凯恩斯革命应运而生。第二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的“杂种”——菲律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交替以及相机抉择的政策药方似乎无法解释和医治70年代的“滞胀”经济，于是出现了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合理预期学派、实商业周期学派，直至后两者合并而成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上出现的其他几次革命，如边际革命、斯拉法革命和合理预期革命等主要表现为经济分析方法、框架和重心方面的变革，它们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显然无法与凯恩斯革命相提并论。
政府干预的鼓噪声甚嚣尘上——布什内阁180度大转弯。旷日持久的次贷危机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是罕见的。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朝野上下第一次把经济问题放到反恐、伊拉克战争之上，视为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的两党政客、内阁和国会除相互指责、攻讦外，都无一例外地求助于政府干预，祈求避免和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元老们一向标榜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们在否认经济衰退的同时，却推出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布什政府除继续推行用为富人减税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计划外，近来还推出了税收回扣计划，即联邦政府发给每个家庭500到1200美金来刺激消费需求。民主党历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们控制的国会不仅立刻批准了布什政府的税收回扣计划，还指责布什政府的干预计划为时太晚，力度不够，主张采用更积极的干预手段。民主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最近推出了300亿美金的次贷危机救市方案。布什不久前还告诫国会不要反应过度，几周后转而支持救市。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刚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不应当去帮助那些因次贷危机而失去了房子的人们，因为这等于鼓励投机、冒险，惩罚谨慎的投资者和勤劳储蓄的人们，即经济学描述的“道德风险”，一周后立即改弦更张，赞成救助次贷危机的“受害者”。看来，一场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6. 我国应对08年金融危机的措施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外汇；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外汇投资基金）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外汇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外汇。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外汇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外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外汇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外汇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债券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债券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向其售出外汇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外汇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债券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7. 08年以来我国应对经济危机，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哪些及其效果

当前出台的政策方针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今年7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此后，中央和有关部门又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2、 1税收政策在税收政策方面，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7月 31日，财政部等部门宣布自今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0月21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宣布，从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说，税收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我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2、 2信贷政策在信贷政策方面，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10月，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释放出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 近日，央行披露目前已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此举可有效释放银行资金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3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今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对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8.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政政策的原因和影响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7)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1）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扩大政府支出（40000亿拉动内需正在实施中）； 
（2）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3）减少企业负担：劳动法的调整等； 
（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5）产业振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