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历史法学派的特点 谢谢

1. 请问历史法学派的特点 谢谢

第一，历史法学派对近代民法学的形成和发达作出了贡献。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诞生于法国，但由于当时法国学术界对法典的过分崇拜，导致了忽视习惯法和判例法，仅仅以法典条款为研究对象的注释学派的诞生，该学派统治法国近一个世纪，阻碍了民法科学的发展。与此相对，在德国，由于学者们埋头于对罗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法体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学学科。而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国法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历史法学派的成员：胡果、萨维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温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历史法学派，那么，近代民法学就不会达到如此高的水准。   第二，历史法学派在挖掘、整理、恢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贡献。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学学科的历史基础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意大利波伦那大学的前、后期注释法学派（伊纳留斯、阿佐、阿库修斯以及巴尔多鲁等）、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阿尔恰特、居亚斯等），以及18世纪法国私法学家朴蒂埃等，都对罗马《国法大全》进行了整理、注释。历史法学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总结、汇集、出版，从而使古代罗马法的经典文献能为创建近代法学服务。后者即日耳曼法，虽然从11世纪后，也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但大规模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学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论》和《德意志团体法论》，在保存、恢复和阐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超越。   第三，历史法学派人物众多，观点也不一致，不能以萨维尼否定自然法理论、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反对编纂统一法典而否定该学派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贡献。   第四，即使是萨维尼，笔者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萨维尼的作品《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对近代民法学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学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萨维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如同自然法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样，是人类在认识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在比较虚无的“人类理性”之外，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正是受了萨维尼这种历史主义的、民俗学的法学研究的启发，后人便进一步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从而创立了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等，丰富了人类认识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手段。萨维尼的观点是人类试图科学地认识法的起源的无数智慧链条中的一环，不能全盘否定。三、至于萨维尼的政治立场，由于其出身贵族，加上他反对自然法学派和反对编纂法典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动保守的。但从他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从政时表现来分析（1842年他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专心于改革贵族制度、拥护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确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据条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说19世纪40年代后的萨维尼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和法学家也并不过分。

2. 历史法学派的系统发展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历史法学派法本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 历史学派的各国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李斯特。此后罗雪尔将以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韦贝尔（1864～1920）和桑巴特。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人类学家F.博厄斯，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民族学界。该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他们宣称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2）决定历史现象的类型和它们的历程；（3）探讨文化变迁的动力。19世纪末，正值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针锋相对之际。博厄斯对两派学说均持批评态度，但其批评的重点是摩尔根和进化学派。这一学派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基础、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认为这是“历史的方法”，而坚决反对摩尔根所作的理论概括，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R.H.罗维所著《初民社会》 （1920）是批评摩尔根的代表作。历史学派也批评传播学派、尤其反对“埃及中心说’。然而，他们同样把文比看作是超社会的，否认文化发展的普遍规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区”、“文化丛”与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文化层”虽形式不同，实质却相去不远。他们认为可将文比分解到最小单位、即“文化持质”，若干文化特质结合构成一个文化丛、与之相适应的地域即“文化区”。他认为民族学家研究文化应该从文化特质人手。标准文化特质多的地方为文化区中心，属于独创；文化特质少的地方为外围，属于传播。博厄斯及其许多追随者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并从科学上论证了种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为反对欧美中心主义和种族压迫进行了坚决斗争。

4. 历史法学派的提出学说的背景

. 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学生、德国著名私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占有权论》 （1803）、《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1814）、《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1840～1849）等。继胡果和萨维尼之后， 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习惯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顿教科书》（1838 ）、 《教会法入门》（1840）和《法理学教程》 （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 萨维尼和普赫塔外，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还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温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5. 历史法学派的理论渊源

历史法学派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

6. 制度学派与历史学派的关系

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与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相抗衡.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80年左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学的流派；从70年代开始,历史学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还很大.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甘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但此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意义.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并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发展.所以,这套理论和主张被称为“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业的权力结构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混合经济,他们根据新的情况,着重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

7. 新历史学派的学派情况

新历史学派(new historical school)又被称为“历史的伦理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历史学派演变而来的德国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和旧历史学派基本一致，不过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趋于极端，同时更加强调论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提倡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其主要代表有：史泰因、谢夫勒、阿道夫·瓦格纳等。他们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因此，被当时财政学家称为德国财政学界的三巨星。

8. 历史法学派的学者精华

祁克指出：“所谓法，是指法规以及法律关系的整体，而法规则是将人的自由意欲置于外部并且以绝对的方法予以制约的规范”。他认为，“法以国民对法的确信为根据，法规是规定（国民）各自意志的界限，要求正确生活秩序的理性的表白”。“法是表示出来的社会的确信，所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准则。法的渊源是（人类）的共同精神。……法的理念是正义。各法规的最高目的是实现正义。”“正义是不可丧失的人类的价值。……如果法律不忠实于正义，只以实利为目的，那么法的公正严肃就不复存在，实利也得不到。”1917年，祁克发表了最后一篇重要论文《法律与道德》。在这篇论文中，祁克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了深刻阐明。他指出，法和道德具有紧密的联系，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例，其中相当多的条款规定，如果违反了社会道德义务，法律将给予处理。同时，法和道德都是精神性社会的生成物，法的渊源有在社会中无意识发生的信念中产生和在自觉创造的信念中产生两种情况，前者是习惯法的场合，后者是立法的场合。道德也有从无意识的信念中发生和从个人自觉形成的一般信念中产生的场合。前者是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后者是被形式化了的伦理规则。祁克认为，法与道德也有根本区别，即法具有强制力。由于文明社会中强制力由国家独占，所以法和国家互为因果。道德则不然，它的目的是人的内心服从，它与国家的强制力遥遥相对。同时，法律源自社会信念，而道德则源自个人信念。法律是允许、命令和禁止人的行为的规范，而道德则以人的思维为对象，着重于人的内部的意志决定。两者有交叉又有区别。在相交叉的领域，两者都有拘束力，而越出了交叉的范围，则属于两者各自管辖的领域。当然，一般而言，道德管辖的范围比法律要大得多。此外，法和道德也有冲突之时，即对道德允许的，法有时会禁止；对道德禁止的，有时法律却是允许的。因此，必须协调两者的关系，既要发挥道德的规范作用，也要倡导法律的教化作用。在《德意志私法论》第一卷中，祁克还对社会法思想作了阐述，他指出，“与人的本质一样，在法律上也存在着个人法和社会法的差别。这是因为，人作为个人在其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体的同时，也是构成社会的成员。”祁克认为，“个人法是从主体的自由出发，规律个人相互平等对立的关系的法律；社会法将人视为拥有社会意志的成员，将人视为整体的一分子。……所以，社会法是从对主体的拘束出发，规律有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法律。”在《国家法的基本观念》中，祁克进一步指出：“社会法，是从人的结合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共同形态的内部存在进行整理，从小的团体到大的团体，从低的团体到高的团体，日积月累的建设性的法则；是从夫妻到家庭、从家庭到村落，逐渐向上、逐渐扩大，最终至国家的构造起来的组织法。”总之，祁克的理论，既是对历史法学派观点的继承，又有许多创新，尤其是他的社会法思想，对后来社会学法学的诞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诚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祁克首次在个人法领域之外，提出还存在着社会法领域，这是对现代法学的最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