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1.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1-11-7 11:36 最佳答案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
　　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
　　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
　　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
　　二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
　　三
　　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
　　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
　　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
　　二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当前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
　　第一，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当前，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力争使物价涨幅在后几个月降得多一些，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创造条件。
　　第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力量，完善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鼓励发展新兴消费领域和消费业态，促进民间投资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要高度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采取措施稳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对工业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力求取得更大进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等突出困难，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要遏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构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

2.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从国内环境看,基建投资、房地产和出口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居民消费的作用还不明显。基建投资中,高速铁路正进入全面建设期。房地产面临泡沫风险。出口要看世界经济形势。总之,有效经济增长并不稳固。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头一年,各地政府会铺摊子,会推动基建投资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可能的。

  问题是,经济增长尚未过热,通货膨胀就接踵而至。2010年11月的CPI同比增长5.1%。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面临过的情况。我们缺少治理这种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的经验。改革以来发生过的三次通货膨胀,虽各具特点,但都是在经济过热的基础上发生的,都是采用“踩刹车”的方式治理的。

  我们正面临一种两难处境:既不能“踩油门”,又不能“踩刹车”。这是我们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在这种两难处境下,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十分必要。

3.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 析 预 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 要 问 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4.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是什么

战略机遇期。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优势显著。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5. 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是什么

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  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重化工业； 陷阱； 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  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  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  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 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  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  （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  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  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  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  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投资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  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投资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 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可能更低），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约60%的水平，甚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约1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保持在1%-1.5%的高速度上，也要过20年左右才能达到西方工业化中期时的城市化水平[8]。而且，在农业人口庞大、城镇就业岗位紧缺、城市扩散效应较弱的形势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步履维艰。失业人口再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这“两难”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Ⅰ1上的移动及由曲线Ⅰ1向曲线Ⅰ2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犯罪、自杀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  （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  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  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  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  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  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

6.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等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1-2012)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1-2012)》(下简称报告)。报告预计，明年我国GDP增幅会从2011年的9.4%回落至9.2%。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接近20%时政府应考虑调整房地产政策。

　　人大经济研究所预测明年GDP增速为9.2%，这一预测值普遍高于其他机构的预期。

　　报告分析，明年中国依旧面临实体经济加速放缓、虚拟经济扭曲加剧和风险上扬、结构问题持续恶化这三大问题。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解释说，明年1-2季度中国经济将延续2011年增速回落的态势。不过，这种态势会引发宏观经济政策较大幅度的转向，使经济在第三季度出现“触底反弹”，从而避免“二次衰退”。

　　物价方面，刘元春认为，CPI增幅将明显回落，估计全年CPI增幅为3.3%左右。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预计，明年的物价增长幅度会回落2.8%，其中一大部分因素是食品价格增幅下降。

　　在房地产调控上，报告指出，2012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将在交易、价格、投资等方面全面回落，但房地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房地产调控自去年4月开始，已经历时超过1年半。刘元春认为，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更大程度上是政策调控的产物，以经营策略与价格调整为核心；它不是资产负债恶化型的调整，因此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全面抛售，更不会引起中国经济硬着陆。

　　人大的报告预计，最早明年二季度开始，“限贷”和“限购”可能会发生松动。要使得明年经济增速不跌破9%，宏观经济可承受的房地产价格回落在20%左右。

　　但刘元春称，宏观经济相对平稳运行的需求以及9%的经济增长的社会约束线，在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接近20%时，政府应考虑调整房地产政策。

7. 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是什么

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  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重化工业； 陷阱； 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  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  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  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 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  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  （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  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  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  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  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投资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  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投资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 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可能更低），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约60%的水平，甚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约1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保持在1%-1.5%的高速度上，也要过20年左右才能达到西方工业化中期时的城市化水平[8]。而且，在农业人口庞大、城镇就业岗位紧缺、城市扩散效应较弱的形势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步履维艰。失业人口再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这“两难”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Ⅰ1上的移动及由曲线Ⅰ1向曲线Ⅰ2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犯罪、自杀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  （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  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  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  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  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  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

8.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正在着陆，至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这目前是人民讨论的焦点，而这是在美国的债务危机前就已经达成共识的了。这对中国不一定是坏事, 没有一个经济体会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在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奇迹,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稳定远比速度重要.

毫无疑问美元的债务危机，一定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中国自然更加复杂。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点要综合来看，如果应对的好，这可以变成中国的机遇，应对的不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无与伦比的打击。

先从坏处说吧。
首先，便是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一旦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国际货币美元必然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长期绑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币必然对美元大幅升值，同时对所有的非美元货币（由于贸易，国际油价，金价都是以美元结算）将会贬值。这还只是其一，而且之前美国的救市计划的一大举措就是打开印钞机，开始印钞票，现在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这必然使人民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升值，而对其他货币进一步贬值。

其次，随着人民币的对美元升值还会造成的是人民币对内的大幅贬值这将使中国国产生通货膨胀。中国人民将会继续忍受的低工资，高物价之苦。通货膨胀从何而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主要依赖出口，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说白了就是美元进的多，出的少。所以中国手里攒着大把大把的美元（3.19万亿外汇是今年6月份咱们对外公布的数据，其中超过60%都是美元也就是说至少有1。9万亿）而政府要对冲掉进入的热钱就要让央行打开印钞机按照现行汇率印6.4倍的人民币，这让中国实际流通货币比名义上高出了20%。第二，我刚刚说过由于国际贸易，原油，金价等统统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所以美元的贬值必然造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势必会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与此同时，长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将会受到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出口下降的影响。仅仅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会使一批中国出口企业倒下。二来中国商品抢占国际市场主要是靠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和价格优势。但是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将使中国的出口企业丧失唯一的优势。所以美国的债务危机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一大考验。

另外就是中国的财政缩水在所难免，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以美元为主的目前已经超过3万亿的外汇储备，还有持有相当大的美国国债。这点你需要了解没美国的货币和国债的关系，美元是债务货币所以紧密的和美国国债联系在一起。我再简要解释一下相信LZ你就完全懂了，美国的国债，除了美国国内外别国也可以持有。一般美国回购国债就是对经济不满意增加美元，增加货币流通性（美元指数会上升），发行则反之。美国现在债台高筑却还频发国债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提高债务上限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借新债还旧债，小朋友都知道寅吃卯粮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就自然爆发了。就像现在欧洲的那些国家样。美国政府方面说的基本不靠谱，债务上线已经成了共和党人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人的一个武器。全世界人民目前都看出美国国会内部在打嘴仗，他们政府对恢复全球经济基本是不靠谱的，所以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金融行业的人都对经济恢复没什么信心。这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二次低谷的信号。中国担心的这个美国的大债主将讨不到钱，就这么简单。我们攒着的美元蒸发。

当然了美债危机对中国也不是没有积极的方面。
首先，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改变现有的货币特别是汇率政策。另外经济政策也必须有所调整，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必须要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对外投资。这些不能只是口号，只说不做是行不通的。

同时，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政府以往靠廉价货币政策和低人力成本的中国模式必须结束了，以往总是喊着要优化产业链，这便是一个机会。美债危机可以让中国出口企业重新洗牌，淘汰掉一些没有技术含量和生存能力的企业。而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由于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将得以生存并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往和内陆出口企业比起来拥有对比优势的沿海出口企业他们的优势将会下降，这对于内陆出口企业的发展也有帮助。如果说，这一洗牌对中国经济没有震动肯定是假，不少工人会失业，失去他们可能是奋斗了数年才得来的血汗钱。但是洗牌本身的积极目的恰恰在于淘汰掉了不该有的，这是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体要想发展的必经过程。工人的血汗钱是钱纳税人的钱也是钱，以往出口企业挣钱挣的钵满盆满，是靠老百姓和纳税人支付通胀而养活起来的。不能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养活不该存在的东西，你能说这种模式正常吗？所以假如中国出口行业真能完成转型，这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出口企业本身都是件好事。
当然了，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助那些失业的工人们，就得迟早让他们转行，并给他们涨工资。

另外由于当时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政府跟着不甘寂寞凑热闹也搞了个“四万亿”名曰“救市”，虽说这让中国在2009年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仿佛世界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但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四万亿”仅仅是央行给出的大体数目，其实有全国各省的救市数额是中国在这场国际金融风暴中的投入将远远超出四万亿。救市举措让中国丧失了挤压泡沫的最好时机，加入当时释放了泡沫中国今天将是另一个局面了。所以美债危机如果中国政府有远见，恰恰可以加以利用成为释放中国经济泡沫的好机会。
比如好的例子是日本经济在80年代的时候和中国差不多，也是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的经济。但就在日本人欢欣鼓舞，幻想这超越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的一个“广场协定”狠狠的给了日本一拳，日本金融泡沫被戳破导致股市大跌。加上此后的亚泰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夜间走下了神坛，在复兴的路上。知道千禧年底和2001年才勉强得以恢复。与之成为对比的是美国90年代在两位比尔（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的带领下的经济空前繁荣。不过必须提的是日本经济转型恰恰是在90年代改变的。日本人正是在90年代开始和西方接轨变，在重视出口的同时也重视内需和消费，同时扩大对外的投资。而且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理念正是在90年代产生了改变和西方接轨。中国恰恰可以学习日本这点，这是中国和国际接轨的一个好时机。

综上所述，美债危机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可以是个机遇。就看看中国人能不能未雨绸缪了。
同时我们政府和老百姓的思维观念也要有所变化，早日从GDP的神坛中走出来，缓慢持续增长比什么快速增长要靠谱。现在政府放弃喊什么保八的口号是个比较好的信号。